一个晴空万里的午后，站在湖南城陵矶老港码头，顺着荆江、湘江汇入滚滚长江的三江口方向望去，你可以看到一幅千帆竞渡、百舸争流的壮观景象。城陵矶港现由湘水集团下属的湖南省港务集团管理运营，作为湖南最大的港口，也是湖南唯一的国家一类水运口岸，人们似乎早已习惯了它的繁荣景象。在这里，时间似乎很轻快，为这每日穿梭不息的大小船舶，也为这流淌了千年万年的江湖之水，好像一切历史的厚重与这奔流不息的轻快景象无甚关系。
然而当我们把目光收回，转向城陵矶客运码头东侧的山头上，一座翻新过的小洋楼孤独地伫立在那里，似乎在抚今追昔，慨叹今日繁华胜景之不易。
这座洋楼建成于清代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曾是湖南最早的海关——岳州关（即城陵矶海关）的关房，当地人称之为“洋关”。这片旧址上曾存有上、中、下三关，当地人将现存的这座洋楼称为“上洋关”。
“上洋关”是城陵矶老港码头上硕果仅存的中国近代史的见证，它诞生于中国深陷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之际，也亲历了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风云激荡，百年沧桑巨变，昔时“洋人海关”终成“人民港口”，这背后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历史风霜？
岳州开埠：名不副实的“自开商埠”
控江扼湖、背山面水，湘资沅澧四水汇聚于此，洞庭湖与长江交汇于此，城陵矶有着天然的良港优势。自古以来，其便与南京燕子矶、马鞍山采石矶并称为“长江三大名矶”，更有着“长江中游第一矶”“长江八大良港之一”等美誉。
湖南省水系发达，故省内的水运交通十分便利，但纵观三湘大地，能通江达海的通道仅城陵矶一处。可以说，控制了城陵矶，就等于扼住了湖南水运的咽喉。早在宋代，中央政府就在此处设立了巡检司，凭借优渥的地理条件，城陵矶在明代一度成为荆湘漕运的中转站，岳州递运所便设在此处，木帆船运输也是在这时达到极盛。
然而，随着1861年初英国舰队的入侵，城陵矶港区单一木帆船运输的历史被终结，与此同时，开启的是帝国主义列强对城陵矶港的觊觎与步步威逼。
1861年1月至5月，英、美两国海军军舰各2艘由汉口驶来岳州“查看水势”；1873年，日本人来长沙、岳州考察，拟定了开发湖南的报告书；1877年，德国在与清政府进行修约谈判时，提出将岳州作为“贸易居留地”，清政府断然拒绝；1898年5月，湖北沙市发生涉外事件，英、日借机要求清政府尽早开放岳州，日本则要求在岳州设立日本“专管租界”，遭清政府拒绝……
面对愈发严峻的形势，清政府终于决定“自开商埠”。彼时湖南巡抚俞廉三与湖广总督张之洞往复筹商，派员分赴上海、宁波等处访询，并上奏朝廷：“唯此次自开口岸，与增辟租界迥然不同，总以不失自主之权为第一要义”“欲收自主之权，唯有事事自行筹备，方免外人籍口”，请清皇朝拨银三十万两，筹备开埠事宜。
回顾起这段历史，曾担任过岳阳城陵矶港务管理局党办主任的李望生讲述了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三十多年前他在编写《城陵矶港史》一书时，接待过几个英国游客，当他们在游览间隙看到中洋关（现已拆除）时，英国游客不经意间发出感慨说，想不到在这也能看到他们前辈留下的精美建筑。闻此，李望生立即地让翻译向他们转述：“这不是你们前辈留下的，这是我们自己花钱建造的！”
当时的驳斥或许更多是出于一腔血气方刚的爱国情感，但对熟稔城陵矶港史的李望生来说，清廷所谓的“自开商埠”事实上是言过其实。有史为证——岳州开关后，海关税务司由美国人马士担任，税收行政大权皆由外国人把持。“限制中国关税为5%，外国货入口只纳关税5%，子口税2.5%，便可通行内地无阻。而中国货物输出，纳税数倍数十倍之多。”此外，全部税金都充作庚子赔款，清廷均不能过问，岳常澧道更无行政干预权，所谓“主权在我”，在李望生看来，是“徒具形式，有自开之名，而无自开之实”。
夺回港口：一次不彻底的收复
自岳州被开为商埠，城陵矶设立海关，帝国主义经济势力逐步侵入湖南。自此之后的整整半个世纪，湖南逐渐成为帝国主义的商品倾销地和原料供应市场。在此期间，城陵矶也成为了帝国主义过往轮船的必停之所和物资集散、转运之地。
除此之外，英、美、日等国为占地盘，由岳州关监督与税务司拟定《城陵矶租地章程》，规定商埠租界，埋立界桩，设立巡捕衙，外国侨民在租界内居住，由海关巡捕衙保护，禁止华人在租界通行。此后，华洋矛盾频繁涌现，城陵矶开始孕育下斗争的火种，只待一粒火星，革命便可成燎原之势。
1927年3月，大北伐军兵临南京城下，英、美军舰进行军事干预，制造了惨绝人寰的“三·二四”惨案。消息传来，激起了湖南人民汹涌的反帝浪潮，收回海关的斗争也同时兴起。同年4月6日，在湖南人民收回海关委员会以及长沙总工会的领导下，长沙海关税务司毕尚摄于群众威势，闻讯逃离，去前留下一函，谓之：“工人要求，难于应付，本人拟即他去，请即接收海关。”长沙海关就这样回到了湖南人民的手中。
自1926年秋，随着北伐战争不断胜利，在中国共产党岳阳地委的领导下，岳阳的工农运动蓬勃发展。收回长沙海关后，岳阳县总工会亦领导海员、洋务工人，开展了收回岳阳海关的斗争。此时，早已不堪忍受帝国主义掠夺与欺凌的岳阳人民，一直盼望着岳阳关能回到自己手中。
1927年4月8日，岳阳县总工会同湖南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代表一起召开全城各机关团体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作出了收回城陵矶海关的决定，工农群众以及当地的市民都被发动起来，举行了游行示威。第二天，城陵矶各工会组织立即派人监视税务司英国人阿克乐的行动，由码头工人、海关汉籍工人等组织起来的纠察队控制了海关和阿克乐的公馆。阿克乐立马向北京总税务司赫德发去告急电文，请求停泊在洞庭湖面的日本军舰协助保护海关，与此同时他准备携带税款、账目和文卷，登上日本军舰逃之夭夭。
4月10日一早，岳阳县总工会领导城陵矶海关工人、码头工人以及镇上的革命群众，在当地农协会的配合下，与海关当局开展了谈判。此时，阿克乐乘机逃到了湖边，想坐船溜走。眼尖的工人发现了他的意图，大声疾呼，愤怒的群众将他所乘坐的船只团团围住。“打倒列强，还我主权！”“勒令阿克乐交出关印！”在人民群众震天动地的口号声中，阿克乐如丧家犬一般写下了海关移交书，并交出了海关印章，岳阳县总工会随即领导城陵矶海关工人、码头工人进驻海关，收回了英国租界。4月20日，财政部电令海关的原帮办乔汝镰接任城陵矶税务司，这标志着自开埠以来，城陵矶港第一次由中国人实施自主管理。
“可以说，没有党所领导的红色革命，没有当地的工人运动，岳阳收回海港的过程就不会如此顺利！”李望生如是评价道。虽然随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城陵矶海关又为帝国主义所控制，但在此次收回海关的斗争中，一个从未被瞩目过的群体自此登上了革命斗争的历史舞台，那便是城陵矶的码头工人，他们将在随后的革命斗争中掀起更大的波澜。
码头工人：席卷城陵矶港的红色火苗
自古以来，城陵矶港的勃兴为生活于此的人民带来了许多经商、谋生的机会，其中就包括码头工人。在岳州开关之前，城陵矶就存在着一些替货主挑运货物上下码头的人，这些人大多以失地农民为主。直到1906年，因汉冶所需的萍乡之煤，要过道城陵矶转水运到汉阳，是故港区兴修了货场以供储煤，这便是汉冶萍煤运道城陵矶煤栈。该煤栈的设立不仅使得城陵矶港有了最初的稳定货源，也是城陵矶港产生了有组织的、完全靠码头吃饭的码头工人。
“码头是他们唯一的生产资料，箩筐则是他们唯一的生产工具。”上世纪80年代，李望生曾采访过健在的老码头工人。据他们的描述：当时工人背运煤炭均用大筐装送，每筐满载约二百斤左右，两人用竹杠合抬一筐上下，不仅报酬甚微，且无现金发给——这又是帝国主义、官僚资本对于码头工人的一种剥削方式，即通过发放烙印有“株冶萍公司”字样的竹签替代现金，因该竹签只能在城陵矶的商号里换到东西，码头工人就只能永远困顿于暗无天日的繁重岗位上。结束了一天的劳作，工人们甚至连遮风挡雨的休憩之处都没有，只能在港口岸上随意搭起个棚子，这一简陋的住所被当地人戏称为“驴打滚”。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码头的压迫愈深，码头工人们冲破束缚，追寻自由与公义的愿望就愈发强烈。早在大革命时期，码头工人就在岳阳县总工会的领导下，成立了码头工人工会，并推举出工人代表刘久高担任工会会长。在1926到1927年大革命短暂的高潮时期，城陵矶的码头工人们积极地投身到了收回海关、抗议军警等斗争活动中。
随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叛变，大革命失败，在城陵矶刚刚燃起的红色之火也遭遇重创，然而工人们的革命热情却不会退却。在红色浪潮再次席卷到这片热土之前，码头工人们没有一天放弃过斗争……
1930年7月2日，彭德怀率红三军团攻占了城陵矶，旋即拿下了岳州。国民党反动派派两路重兵压境，并派出飞机侦察轰炸。当时停泊在岳州及城陵矶江面之英美军舰炮轰骚扰岳阳城。红军战士气愤至极，待敌舰迫近，红军炮兵向敌舰连续打了多发炮弹，吓得敌舰掉转船头，仓皇而逃。这是红军内战史上第一次与外国干涉者交火，而那时红军的炮兵部队才刚刚成立不到一周时间。
这与岳州开埠后屡次帝国主义的肆意欺凌形成了鲜明对比，如今我们已无法在信史里找寻到码头工人见闻此事件的真切反应，但可以想见的是这一彪炳史册的壮举必将深深震撼他们的心灵。
在不多的史料里，我们还能依稀找到码头工人的身影。如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共地下党组织抗日救亡思想的熏陶下，部分码头工人加入了本地的抗日自卫团，随时准备抵御日军入侵。虽然码头工人的规模与其他行业工人群体相较并不算大，但在反抗封建压迫，抵抗外敌侵略的屡次斗争中，都站在了工人群体的最前沿，是城陵矶的一股不容忽视的红色势力。
和平解放：“洋人海关”终成“人民港口”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山河光复，百废待兴，在日寇占据的6年多时光里，曾经辉煌一时的城陵矶已是满目疮痍、破败不堪，当地居民的生活更是苦不堪言。抗战胜利虽然驱赶走了日本侵略者，但并未改变旧有的诸多不公与黑暗。
在战争中被日军洗劫一空的地主豪绅，利用手中土地，提高押金和租额，榨取佃农血汗，或囤粮拒粜，索取高价……城陵矶的码头工人的命运则仍旧掌握在资本家和封建把头手中，成年累月在饥饿与贫困中挣扎。
解放战争爆发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由弱到强，一路反攻，炮声一步步接近长江，国民党的残余兵力纷纷南撤，部分海军遁入内河，妄图凭借长江天险负隅顽抗。
1948年底，国民党海军在城陵矶下街设立了一个临时指挥部，负责指挥停泊在新堤、城陵矶、观音洲、监利等地的20多艘炮舰，并在河下设不固定的驳船，为过往军舰加油添煤。
也是在这年年底的一天，停泊在城陵矶的国民党军舰“永安号”的水兵上岸寻衅滋事，不仅殴打商民、砸毁店铺，还殴打出面调停的商会会长，一时间激起了当地居民的愤怒，人们纷纷走上港区进行抗议。“永安号”军舰在此时如临大敌，将军舰上的火炮、机枪对准了岸边人群，企图以武力吓阻群众。
被逼到绝境的城陵矶当地居民再也无法忍耐了，在中共地下党的策动下，全镇大小店铺第二天一齐停业，中断了对军舰的生活补养。码头工人们在此时组织起来，不仅罢工不上码头，还拉起一支纠察队，负责动员与监督全镇罢市的情况，为罢市最终的成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鉴于岳阳人民日益高涨的要求和平的呼声，国民党岳阳县长兼自卫总队队长许新猷与中共岳阳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李西安签订了书面协议，并向中共江汉区委发出了率众起义的代电。5月24日，停泊在城陵矶的国民党海军5艘炮舰上的进步官兵宣布起义，投向人民。
7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46军159师475团从湖北嘉鱼过江后，由蒲圻经临湘向岳阳挺进，并于19日抵达城陵矶，次日岳阳宣布解放，城陵矶港自开埠以来，第一次从真正意义上属于了人民。
“一唱雄鸡天下白，唤来春天照人间。”历经了近代史的种种屈辱，从名不副实的“自主开埠”到真正回归人民，城陵矶港走过了半个世纪的沧海桑田。
让我们从历史的深情回眸里醒来，再次伫立于如今的城陵矶港三江口处，清风袭面，潮润的空气里，暗淡了的是硝烟与苦难，眼前徐徐展开的是一幅壮美的景象：目之所及的是现代化的港口码头，是江面上往来穿梭的货船，还有堆积如山的集装箱……
2018年12月28日，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和视察岳阳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推动湖南省长江岸线绿色高效利用，加快我省长江岸线港口码头专项整治和全省港航资源整合，在省委、省政府和岳阳市委、市政府大力支持下，湖南省港务集团正式挂牌成立，城陵矶港的发展翻开了崭新篇章。
2019年6月，湖南省港务集团投资4.1亿元对城陵矶老港进行环保提质改造，拆除泊位3个，退还岸线300米，完成岸线复绿4277平方米。除此之外，一座长470米、高46.5米、宽110米的“胶囊”型散货封闭仓库也于2020年4月25日正式投产。这是目前亚洲最长、最高、面积最大的网架结构港口散货料仓，也是长江流域首个巨型“胶囊”形散货仓库，单跨跨径位居全国第二。上洋关与这座城陵矶港的新地标相对而立，一个是过往历史的见证，一个是继往开来的希望。
2020年，城陵矶老港货物进出港量2002.7万吨。在新冠疫情冲击下，依旧实现了同比增长24.7%，在省港务集团的经营管理下，百年城陵矶港正朝着打造环保与效率“双一流”的全国内河老港标杆目标迈进。
“城陵矶港是百年老港，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实现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展现了勇于担当的民族精神，培育了深厚的红色基因。”湖南省港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徐国兵表示，港务集团将积极挖掘城陵矶港的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守护好一江碧水”的殷殷嘱托，坚定扛实政治、社会、经济三大责任，始终突出以发展为中心，为助力湖南省“三高四新”战略做出应有贡献。（《城陵矶港史》主编李望生对本文亦有贡献）
顾问丨黄高荣 曾长秋
主审丨温泉 二审丨黄上润
校审丨小亿 编辑丨李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