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百矿工上井冈丨百年薪火传 湘企红色路

　　走入青山环绕的水口山工人运动陈列馆，就可以看到这样一幅画——宋乔生带领八百矿工走上井冈山，他高举右手，带领工友坚毅前行，画面栩栩如生。
　　画面体现了水口山工人的革命热血力量，正如《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井冈山斗争”中所记载——“边界红军的来源，有湘南的农民和水口山的工人；水口山工人武装是红军的中坚力量。”
　　但是，残酷的革命斗争让这支工人队伍几乎全部牺牲，我们至今都无法完整得知这八百勇士的具体名单，他们英雄一生，壮烈一生……
　　水口山矿工的武装起义
　　1908年，刚满17岁的宋乔生为了生计，从株洲淦田来到水口山“淘金”，身材高大、有力气的他被安排到水口山铅锌矿机械科当吊车工。
　　作为当时湖南最大的利源，水口山铅锌矿成了军阀们的提款机，他们残酷地剥削工人，推行“把头制”和“监工制”，只为压榨出更多的利润。
　　据宋乔生的侄曾孙宋光辉讲述，有一次，宋乔生上工的窿口起火了，发生了重大的塌方和淹水事故。为防止整个窿口被毁掉，矿当局的应对措施是封窿。他说：“宋乔生是吊车工，矿工都要从他的吊车吊上来，如果封窿，这些工人都会封死去。（但）矿警队来人了，把那个缆绳用斧子砍断，宋乔生就那样看着生死相依的（工友）兄弟阴阳相隔。通过这件事，他就感觉在重大的资本利益面前，自发斗争根本无能为力。”
　　因不满压迫剥削，1922年12月5日，在党的领导下，宋乔生率领水口山工人进行大罢工，向矿当局提出争取工人自由、实行8小时工作制、改善工人政治、经济待遇等18项条件，要求矿当局必须全部答复，否则，绝不上工。
　　二十多天后，大罢工取得了胜利。次年，宋乔生参加工人夜校学习，逐步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并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8月，宋乔生被任命为中共水口山特别区委书记。他在水口山火车坪开设了一家“合记酒店”，作为党的秘密联络站。又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先后组织部分工人武装奔赴衡阳与耒阳交界桐梓山坚持游击斗争，并指派一些工人纠察队员，打入矿警队从事地下工作。
　　1928年初，为配合朱德、陈毅发动的湘南起义，宋乔生以总指挥名义于1月26日率领水口山矿工举行武装起义，一举夺取矿警队枪支50余支，银元700余元。接着，宋乔生率起义部队开往桐梓山，与当地的工农游击队汇合，组成了一支拥有千余人的工农武装，运用游击战术，打击和牵制从衡阳方向向湘南起义部队进犯的敌军。
　　井冈山上的特务营、造币厂
　　1928年4月，宋乔生率部上井冈山，从此，他们以高昂的斗志投身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井冈山会师后，朱德、陈毅住进了宁冈由客家人修建的龙江书院，队伍驻扎在周边，营一级以上的负责人登上了书院的阁楼——文星阁，后来在此召开的一个长会，党组织决定将毛泽东、朱德的部队进行合编，组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
　　在红四军的序列中，有一个军部直属的特务营，主要由水口山工人组成，营长是宋乔生。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红色政权还处在白色恐怖的包围之中，敌强我弱，特务营的责任深重，必须选用可靠的人。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师唐海英说：“特务营除了担负保卫军部和首长的安全外，还担负着会务、警戒，通讯、联络、送情报等一系列的工作，湘赣边界第一次党内代表大会和永新联席会议召开的时候，特务营就担任了会务警戒工作。”
　　在井冈山组建而成的这支特务营，是我军历史上的第一个特务营。根据历史资料记载，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特务营正是中央警备团的前身。跟着宋乔生一起上井冈山的矿工足足有八百人，大部分都编在特务营，还有的“分流”到了其他团，还有上井红军造币厂、军械处等机构。这期间，他们参与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反抗国民党军队的多次“进剿”“会剿”，并为根据地的生产、生活注入了产业工人的专业技能。
　　当时，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在边界原有的“谢氏造币厂”的基础上创办上井红军造币厂，并同时分别在黄洋界下的牛路坑及茨坪设立银元粗坯车间。规模增大，工人也增加了不少，其中大多是来自水口山的工人。
　　井冈山革命历史博物馆管理办公室主任、研究员饶道良说：“造币厂为红军能够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为解决根据地经济困难起了一个重要作用。”
　　1928年8月，湘赣敌军趁红军主力远在湘南之际，集中了四个团兵力，向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二次“会剿”，红军不足一营，他们在广大群众支持下，凭险抵抗，动员了井冈山大、小五井一带的群众，在黄洋界工事前设置了竹钉阵、壕沟、竹篱笆围栏、滚木礌石和射击掩体五道防线。
　　井冈山时期生活艰苦，战士们天天吃红米饭南瓜汤，但最艰难的，是医疗资源的缺失。在保卫根据地的历次战斗中，红军伤员增多，到1928年冬天，红军伤病员已超800人，约占全军总人数的1/8。但军队缺医少药，甚至连最普通的碘片、纱布等消毒用品及麻醉药品都经常没有，碰到截肢手术，甚至只能用锯木材的锯子。
　　八百矿工多数没能活着达到延安
　　距离1929年农历新年还有大半个月时，湘赣敌军对井冈山根据地发起了第三次“会剿”。
　　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实施“围魏救赵”的战略出击赣南。24日，宋乔生随红四军来到大余县，不料遭到地主武装袭击，为掩护战友，宋乔生壮烈牺牲，遗骨至今没有找到。
　　宋乔生是无产阶级革命家耿飚革命道路的领路人。耿飚始终挂念其牺牲埋骨地的事，去世前还交代子女继续寻找。2015年，耿飚的女儿耿焱曾到宋乔生战斗过的大余县查找他的牺牲地点，还在《江西日报》刊文《领父亲走上革命道路的舅公，您埋骨何方？》。
　　历经无数战斗与牺牲后，红军浴血奋战，又踏上了二万五千里漫漫长征路，但当大部队到达延安时，水口山工人已经所剩无几。
　　作为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是共产党开辟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水口山工人从举行大罢工到后来策应湘南暴动，再到跟随朱德上井冈山，参加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井冈山斗争，他们的经历，从侧面印证了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正确性。宋乔生和八百矿工开展革命运动的水口山，今天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五百强企业中国五矿下属的一个欣欣向荣的央企。宋乔生和八百矿工的牺牲值得铭记，他们为之奋斗乃至献出生命的事业令人欣慰。
　　在井冈山两年零四个月的斗争中，共有48000多名烈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其中有名有姓的烈士只有15744人，还有许许多多战士像水口山八百矿工一样，是没有留下姓名的革命烈士。
　　英雄之名难寻，但英雄之迹永存。如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吊唁大厅正上方有碑所书：上井冈山伟大，下井冈山也伟大。
　　对水口山矿工的评价，朱德的回忆录中曾记载：
　　“在所有的革命队伍当中，老铁军战士和水口山工人是最敏捷、最有纪律性、最有警惕性的，政治上是最先进的。”
　　毛泽东与时任上海市虹口区副区长的朱舜华谈起宋乔生时，给出过这样的评价：

　　“宋乔生组织能力很强，带了许多水口山工人上井冈山，很有功。”